我叫沈砚，今年三十二岁，在一家建筑公司担任项目主管一职。
去年夏天，姑妈沈秀兰打来电话，告知她和表姐方媛计划去俄罗斯旅游，问我是否有参与同行的意愿。当时我正忙于工地上的进度监督，脑子里充斥着混凝土标号和钢筋间距的相关事宜，便随口应承了下来。
坦白讲，我对这次出行并没有抱太高期望。
姑妈是个典型的中国中年女性，从年轻时就十分节俭，将表姐抚养成人。表姐方媛比我大三岁，自从离婚后一直独居，在县城经营一家小服装店，生活过得马马虎虎。
原以为这不过是次普通的家庭旅行，去观赏红场，参观教堂，再买些套娃回来。
谁知，这趟旅行竟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
启程那天，我们在首都机场汇合。
姑妈背着一款旧帆布包，拉杆箱上系着一条红色丝巾，说是防止托运出错。表姐则显得颇为打扮，身穿白色连衣裙搭配米色风衣，还特意打理了发型。
“小砚，你充电宝带了吗？”姑妈一上来就询问，“我看攻略说国外借充电宝不方便。”
“带了带了。”我拍着背包，“您放心，我已经准备妥当。”
前往机场的路上，姑妈坚持要拉我们去免税店逛逛。她拿起一瓶面霜比量了价格，最终又默默地放回原处，嘴里嘟囔着：“回来再买，回来再买。”
心里不禁有些酸涩。
姑妈这一辈子未曾踏出国门，这是她首次参加境外旅游，连一瓶面霜都如此节省。我偷偷将那瓶面霜塞入购物篮，打算下飞机时送给姑妈一个惊喜。
飞机升空之后，姑妈倚靠在窗户边，望着天上的云层陷入沉思。
“妈，您别紧张。”表姐递过一瓶水，“到了那边有我在，再有我小砚呢。”
“我不紧张。”姑妈笑道，“我就是觉得，这辈子能坐上飞机出国，已经很不错了。”
历经八个多小时的长途飞行，我们抵达了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
办理行李手续时出了点差错。姑妈的行李箱被划出了一道口子，她心疼得连连叹气。我前去与机场工作人员交涉，对方态度冷淡，用俄语叽里呱啦地解释了一番，最终指向旁边的投诉台。
投诉台前排着长队，前面几个中国游客也正等待处理。排了近四十分钟，终于轮到我们，工作人员却只愿赔偿五百卢布，折合人民币仅约四十元。
“算了算了。”姑妈摆手，“不是什么大事，走走走。”
我知道她是害怕麻烦，但内心那份怒火已然升腾。
走出机场，一股凉风凛冽扑来。七月的莫斯科较北京凉爽不少，气温仅二十度出头。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酒店，司机是位络腮胡男子，一路放着震耳的音乐，车速极快。
表姐坐在前排，紧紧抓着安全带。姑妈在后排小声诵念阿弥陀佛，而我则死盯着导航，唯恐被绕路。
抵达酒店后，办理入住时又遇到难题。
我们预订了标准双人间，但前台表示系统只显示一间。我将预订记录拿给他们看，对方耸肩表示无法解决。持续近一个小时，最终还是通过加钱升级至套房才得以解决。
放下行李进入房间，姑妈倒在床上长舒一口气：“这国外的钱，真不容易节省。”
望着窗外阴沉的天空，我心里也开始产生疑虑。
次日清晨，我们前往红场。
站在那片声名远扬的广场上，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般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墙体确实宏伟，圣瓦西里大教堂的洋葱顶也颇为美丽，但整个广场的占地面积远小于预期。
“这还没咱们天安门广场大呢。”姑妈的话正中下怀。
广场边上聚集着几个中国旅行团，导游举着小旗，用扩音器提醒注意事项。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拍照，部分人还携带自拍杆，现场气氛热烈。
游览一番后，我发现这里的商业氛围浓厚。到处遍布售卖纪念品的小摊，套娃、军帽、冰箱贴等商品，价格却不菲。一个普通套娃需两千卢布，折合人民币约一百六十元。
“这也太贵了。”表姐拿起一个做工简陋的套娃，略带不满，“网上才卖三十块。”
“人家这是原装进口嘛。”姑妈边说边打圆场，但还是领着我们离开。
午餐时分，我们又遭遇了困境。
寻找了一家外观不错的餐厅，菜单全是俄文，连英文注释都没有。服务员不懂英语，我们只能比划，最后指着邻桌的菜肴进行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