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907年至960年，黄河流域政权更迭频繁，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而在南方及山西地区，则并存着十个割据政权，史称“五代十国”。
这一时期虽局势动荡，雕版印刷业却逆势扩张。当时的刻书中心主要集中在开封、成都和杭州。开封作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四代的都城，设有国子监，著名的“监本九经”便是在此完成。
公元932年，后唐宰相冯道发起刻印儒家经典的倡议。据载，他注意到吴、蜀两地虽书籍繁多，但多为日历、通俗读物或佛经，唯独缺乏儒家经典。于是，冯道上奏皇帝，请求依据石经文字刊刻“九经”印版。获准后，大儒田敏等人召集国子监的学者，以官方范本《唐石经》为底本，融合六朝以来的通行注疏，编成经注合璧的版本。经过多位专家数遍校勘，再由书法高手用端正楷书书写，最后组织工匠雕刻。从公元932年到953年，历时22年，工程方告竣工。同期还刊印了《五经文字》和《九经字样》两种辅助著作，共130册。这标志着官府大规模刻书的开端。“九经”完工两年后的公元955年，田敏又奉命刻印了解释经书音义的《经典释文》。因出自国子监，后世称之为“五代监本九经”，版本学中“监本”一词由此诞生。这部经典的确立，使古代经书有了统一标准，且允许公开售卖，使得“‘九经’流布甚广”，对文化普及产生了积极作用。尽管当时及宋代对“监本”评价不一，但近代学者王国维（公元1877—1927年）在《五代监本考》中给出了公允评价：“自开成石经出，而经文始有定本；自五代监本出，而注文始有定本，虽文字不无差讹，然比之民间俗本，固有优无绌。田敏等校订之勤，与整齐划一之功，究未可尽非。”可见，“监本九经”的历史功绩不容抹杀。自此，刻书不再仅是民间书坊或僧道的私事，而是成为历代政府的出版事业，极大推动了后世印刷业的发展。
在政府提倡下，士大夫私人刻书也日益增多，世称“家刻本”。成都作为蜀国都城，唐代便是刻书重镇，此时更是兴盛。从唐末到宋初的70多年间，这里战乱较少，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书籍需求激增，加之盛产麻纸，印刷基础深厚，为产业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后蜀宰相毋昭裔是私家大量刻书的先驱。史料记载，他年少时借读《文选》和《初学记》遭拒，愤而发誓：“他日得志，愿刻版印之，以便利天下的读书人。”后来他身居高位，果然刻印了这两部书以及白居易编纂的《白氏六帖》，实现了夙愿。他还出资兴办学校，刻印“九经”，并镌刻《后蜀石经》十三经（虽未全完）。在他的带动下，后蜀文风大盛。毋昭裔对蜀地文化教育贡献卓著，其家族所刻书籍至宋代已畅销全国。因此，宋太祖灭后蜀时，虽严惩了许多官员并没收其家产，却唯独宽恕毋家，下令将雕版全部归还。其后代继续从事刻书，成为成都著名的世袭出版世家。
此外，前蜀任知玄目睹印刷术“不烦染翰之劳，可遍普天之内，使人皆持诵”的优势，于公元909—913年间，自费在成都雇工雕刻道士杜光庭所著《道德经广圣义》30卷。五年间，雕成460多块版并广泛流传。在成都刻书的还有蜀僧昙域，他将师父贯休的诗作1000首搜集整理，于公元923年雕印出版，题名《禅月集》。这些案例反映了成都印书业的发达，也为宋代享有盛誉的“蜀本”奠定了技术基础。
吴越国都杭州的印刷业同样发达。国王钱弘俶与和尚延寿合作，大量刻印佛经、佛像、塔图及咒语，其中可考印数达68万多卷，规模空前。印刷技艺精湛，纸张洁白，墨色均匀，字体清晰，图画精美。另有两万幅印在素绢上的观音像，是我国最早的丝织品印刷版画，前所未有。然而，如今这些佛教印刷品仅存几卷经书和少量残损塔图，部分流失至美国、英国、瑞典等国。国内仅浙江图书馆、浙江博物馆、常州博物馆各藏一卷，私人亦有零星收藏。常州所藏《宝箧印陀罗尼经》卷保存最为完好，前有“丰财园说法”图，后有经文，共269行，每行10字，总计2675字。字体古雅，图文精美，印刷精良。此文物由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铁琴铜剑楼第五代传人瞿凤起于1985年捐献。
五代著名词人和凝，历任多朝官职，终至宰相。他好学才敏，擅长短歌艳曲，极重声誉。他在家乡山东出版了自己100卷文集，分赠友人，作品流传至开封、洛阳一带。和凝是文学家自费出版文集的第一人，此举开启了私人文集刻印的风气。
后晋石敬瑭命道士张荐明雕印老子《道德经》，序文由和凝撰写并置于卷首，颁行天下。
南唐都城金陵（今南京）曾刻印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专著《史通》，以及南朝陈徐陵编纂的诗歌总集《玉台新咏》。此外，西北敦煌和东南福州也有书籍出版。
敦煌地处偏僻河西，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于公元10世纪四五十年代，请匠人雕印了单张上图下文的各种菩萨像、大圣毗沙门天王像（佛教护法天神，即四大金刚之一）及《金刚经》、《切韵》、《唐韵》等书。其中毗沙门天王像结构紧凑，线条刚劲豪放，古朴而不庸俗，体现了当时的雕刻水平。题记中写道：“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请匠人雕此印版，唯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道路和平，普天安乐。”“大慈大悲救苦观音菩萨像”和《金刚经》除印有曹元忠名字外，还刻有刻工雷延美的名字，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刻书工人姓名。这些写明主刻人和年款的印刷品，是迄今传世的五代珍贵文物。可惜大多被斯坦因和伯希和盗走，现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国内现存的五代敦煌印刷品仅有“大圣文殊师利（意为吉祥）菩萨像”（图3），藏于北京图书馆。这幅单张版画描绘文殊菩萨骑狮驾云、普渡众生的故事，菩萨手持如意，面容慈祥，佛光缭绕。两旁分别题写“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和“普劝志心供养受持”。图像下方为题记，上图下文，结构严谨，刀法清晰，风格古朴。
福州地处东南沿海，闽国国王王审知重视文教。大臣徐寅所作的《人生几何赋》被书商刻版售卖，徐寅因此写下“拙赋偏闻镌印卖”的诗句，表明当时福州已出现以刻卖书籍为生的书坊。
随着刻书业发展，图书收藏变得容易，公私藏书量大增。据载，后梁节度使赵匡凝“颇好学问，藏书数千卷”；后唐大将王都“好囊图书”，家中藏书达30000卷；后周张昭积书数万卷，并建藏书楼；荆南学者孙光宪博通经史，家有藏书几千卷；南唐三位国君李昪、李璟、李煜均收买图书，兴办教育，“宫中图籍万卷”；吴越国君钱镠子孙崇信儒学，“家聚法帖图书万余卷，多异本”。故史称“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在战乱频仍的五代十国，出现成千上万卷的藏书实属难得，侧面反映了刻书业的繁荣。
总体而言，五代十国的刻书事业在印刷史上承前启后：其一，官刻、家刻、坊刻三大系统初步形成；其二，刻书地点遍及大江南北，尤以安定地区为盛；其三，明确了雕印书籍需经书写、雕版两道工序，大幅提升了印本书籍质量，此后公私雕印皆遵循此制；其四，蜀地和吴越的老刻印工技术及设施，为北宋成都、杭州印刷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五代十国战乱频繁，雕版印刷业却处于继往开来的关键地位。遗憾的是，五代印本流传至今极少，仅有的几种多为残本，部分散失海外，“监本九经”更是无一存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