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培源
薛忆沩在《“李尔王”与1979》里，把个人命运和历史纠葛拧成了一股绳。这部小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关于故乡的记忆闸门。从2020年到2024年，他的“故乡人”系列——包括《故乡》《海燕》《初恋》《“国脚”》——陆续问世，最后集结成《故乡人》出版。这不仅是近四十载笔耕不辍的又一硕果，更标志着一个阶段的沉淀。
《故乡人》承袭了薛忆沩的一贯路数：借个人的“小历史”去折射时代的“大历史”。虚实之间的辩证、个体与时代的映照，始终如影随形。但与以往相比，这本书有了微妙的转向。虚构的成分淡了，自传的底色浓了。书中的人物和事件，大多能从作者的故乡长沙找到原型。比如《故乡》里，“我”苦苦寻找的那家米粉店旧址，就在母亲曾任教的周南中学附近；《初恋》中掐断主人公初恋的母亲，和《海燕》的主人公本是同一人，原型皆指向薛忆沩母亲的同事；至于《“国脚”》里那个高考志愿全填“北京大学物理系”却落榜的学生，同样来头不小。为了营造一种“真事隐、假语存”的真实质感，这四篇小说统一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
《故乡人》。 受访者 供图
以《故乡》为例，熟悉中国文学的读者乍一看题目，很容易联想到鲁迅的同名作品。薛忆沩沿用了“归乡-离乡”的结构，但内核已变。在他写作的当下，这种叙事呈现的是全球化时代无处安放的“乡愁”。小说里的“我”是个作家，一次回国返乡，让他发现故乡长沙早已面目全非。昔日的街道换了新颜，曾经的国营工厂变成了高档住宅区，满眼皆是陌生与隔阂。面对故乡的“消失”，“我”怅然若失，直到与父亲的老同事傻杜意外重逢，那段工厂生活的记忆才彻底苏醒。时光流转四十年，记忆中的傻杜是“一个枯瘦如柴的人，一个病态的人”，可眼前向“我”走来的老人却“体型饱满，显得相当富态”。
表面上看，这是个故人重逢、投桃报李的故事，实则揭开了社会发展背后复杂的面向。在如此巨大的变迁中，傻杜身上的质朴与善意，显得弥足珍贵。整篇小说叙述从容，作者极有耐心地交代了“我”此次返乡的前因后果，而故事的核心——与傻杜的重逢、对四十年前父辈交往的回忆——反而简略勾勒。正是在“我”与傻杜相遇后，记忆中那些吉光片羽清晰浮现，一详一略、一张一弛之间，情感反倒饱满起来，张力十足。
循着这条线索，“故乡人”的叙事模式逐渐清晰：打捞记忆，重返昨日世界。到了《海燕》，第一人称讲述者从《故乡》的儿子变成了母亲。这篇借鉴了说书人的技巧，借助一通越洋电话，让“说者”和“听者”同时在场。因此，小说至少有三重叙述声音：作为讲述者的主人公“我”、我的儿子，以及那位未露面的“文章的作者”。题目中的“海燕”，自然指向那位迎接人生暴风雨、百折不挠的女性形象。此外，薛忆沩动用小说家的虚构特权，在老人的追忆中插入了其童年在上海与鲁迅“会面”的情节。这样一来，《海燕》以一种巧妙的方式，与前一篇及鲁迅经典形成了深层互文，叙事时空骤然扩增，气象愈显宏阔。
沿着前两篇开掘的路径，《初恋》用更复杂精巧的叙述层次，追忆了一段令人心碎的成长往事。小说将邻居兄长的初恋、“初恋”对象母亲的故事，以及“我”的成长经历穿插叠加。看似线索繁多，实则并不芜杂混乱。更难能可贵的是，小说以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让准确、生动的细节反复闯入读者视野，一次次感染并打动人心，重现“昨日的世界”那迷人的氛围。
和《初恋》中的母亲一样，《“国脚”》里绰号“国脚”的表舅命运跌宕起伏。还在读小学时，他就进了足球特招班，但成为专业运动员的选择遭到父亲激烈反对，只能回归正规中学就读。事情很快出现转机，父亲去世后，表舅赶上了省体校最后的报名期限，不仅成为省青年足球队主力，还拿下了全国亚军。但最终，他还是过上了一种庸常却安稳幸福的人生。表舅是一代人的缩影，他的未来与最初理想背道而驰，根源在于国家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这是一篇关于命运的小说，也是一篇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小说。
从《遗弃》到《白求恩》，从《空巢》到《希拉里，密和，我》，再到《“李尔王”与1979》，历史与人的关系始终是薛忆沩关注的主题，“故乡人”系列也不例外。饶有趣味的是，这次小说家采取了一种“冒犯”的姿态——除了《“国脚”》，其余三篇分别冠以鲁迅《故乡》、高尔基《海燕》、屠格涅夫《初恋》之名。这种“冒犯”，既是向世界文学经典致敬，也显露出他与大师们“扳手腕”的野心。在温和的讲述中，流淌着薛忆沩对人性、人心的体恤与洞察。在此意义上，《故乡人》遵循的是记忆的语法，循着记忆的纹路重返“昨日的世界”，真实描摹出人在历史中的复杂处境，从渺小的个体中，照见了人性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