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远
中国画《说红书》，作者方增先。
回望20世纪，这不仅是中国人物画经历深刻变革的时期，更是成果最为丰厚的阶段。不仅画家队伍日益壮大，作品的数量与质量显著提升，各类学术展览与交流活动的频次也大幅增加。作为中国美术史不可或缺的一环，梳理20世纪中国人物画的发展脉络，是一项亟待深入挖掘、必须如实记录的重要课题。
要把这件事做好，绝非易事。纵观绘画历史，对于年代久远的早期绘画研究，往往因为时间沉淀充分，能够形成连贯且公允的论断。相反，距离当下较近、思想解放、观念活跃且艺术形式多元的历史阶段，由于缺乏足够的沉淀期，仍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因而更难把控，这也成了美术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此前，关于20世纪中国人物画史的独立研究虽有零星著作，但多局限于专题或阶段性探讨，缺少一部能贯通整个20世纪、兼顾创作实践与理论评论的系统性专著。裔萼先生新近再版的《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历时7年进行史料梳理、作品追踪及画家个案访谈，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系统性空白，其治史手法与论史方法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启示。
传统的美术史写作，尤其是人物画史，常以朝代更替为经线，名家名作为纬线，编织出风格演进的图谱。这种写法条理清晰，却容易陷入两个误区：一是将复杂的历史简化为风格的线性更替；二是将人物画窄化为笔墨语言的流变史。事实上，20世纪中国人物画的演进并非通向某种既定“现代”形态的单行道，而是一场围绕“如何以图像回应现代中国之变”展开的多声部对话。这意味着，相关研究关注的重点不应仅停留在风格语言的革新，更要审视画家在面对社会变革时的精神回应、价值抉择以及身份重构。
《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的突破之处，在于未将“现代性”视作生硬的标签，而是将其作为贯穿全书的核心分析范畴，并构建为一个充满张力的问题讨论场域。作者并未回避那些看似“不合时宜”的画家与作品，反而将其作为理解主流叙事形成的关键参照。例如，书中对民国时期坚守传统文人路径的画家进行了细致剖析，这并非出于怀旧式的补遗心态，而是借此揭示出20世纪中国人物画的“现代性”正是在传承与变革、守成与开新的拉扯中生成的历史必然。这一叙事策略打破了“进步史观”的单一维度，使得整部研究的历史图景呈现出复杂而真实的面貌。
史料视野的开阔，推动了20世纪中国人物画史研究的拓新。除了常规的美术作品与画家文献，该书广泛征引了近现代报刊、展览评论、美育文件乃至画家书信日记。这些以往被视为“边角料”的资料，被提升为理解艺术作品生成语境的关键证据，极大地增强了研究的立体感。通过“以图证史”与“以史解图”的双向互动，研究在史料层面形成了厚实而富有层次的肌理。《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正是借助这些资料，对多位在既往美术史书写中相对边缘的画家予以重新评价。此举绝非刻意翻案，而是建立在对作品细读和史料重勘的坚实基础之上。这些个案研究证实了“风格史的演进”与“社会史的变迁”之间存在深刻的同构关系，人物画的形式语言并非纯粹的审美自律之物，而是特定历史境遇中主体精神的艺术结晶。这一观点为长期困扰中国美术史学界的“形式与内容二元论”难题，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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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治史手法决定了美术史研究的基本格局，那么论史方法则直接关乎论述的说服力。优秀的美术史研究，应是审美分析与文化阐释的有机融合。以《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为例，作者在研究中始终将形式分析视为意义探究的起点，而非终点。以蒋兆和《流民图》的讨论为例，并未止步于对水墨写实技法的技术性阐释，而是深入剖析画家如何通过人物表情的细微刻画、个体之间疏密关系的处理，传达出一种“无声的呐喊”。技法分析在此成为通往理解历史情境的桥梁，作品的形式语言被还原为一种有血有肉的历史见证。
面对20世纪多元并存的画派格局，开展多向度的比较研究，既能厘清艺术发展脉络，也有益于在意象并置中拓展新的认知维度。例如，在探讨“新浙派”人物画时，既将方增先、李震坚等人的创作置于与“长安画派”“新金陵画派”的横向比照中，又将其放在文人画传统与新中国现实主义美术发展的纵向源流里，使地域画风的特点在比较中变得更加清晰。
保持对“话语权力”的敏锐省察，是许多学者容易忽视的一环。相较于过多、过于鲜明地陈述个人观点，我认为，以审慎、有节制的表述，将个人学术观点、判别标准与作品及其历史背景相结合，给出分寸得当的评说，并充分呈现各类史料素材，给阅读者留出判断的空间，才是治史应有的学术态度。同时，研究者在史论阐释中，不仅要追问画家画了什么、怎么画的，更要追问为何某些题材和风格在特定时期被推崇，而另一些则被边缘化。这种带有知识社会学性质的自觉追问，能够使美术史研究超越单纯艺术鉴赏的评判性维度，不仅成就一部艺术风格史，更形成一部关于人物画如何被观看、被评判、被塑造的观念史。
能否对20世纪中国人物画展开客观、系统、深刻的学术研究，本质上是对撰史者的学术勇气、眼光、基本功和治史态度的考验。《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的作者以宏阔的视野驾驭纷繁的史料，以精辟的解析照亮幽微的形式，更以深切的现实关怀赋予历史以当代意义。此书为今天的学者如何书写处于巨大社会转型中的艺术史，提供了一个方法论范本。它向我们证明：艺术史研究既不能退守为纯形式的风格鉴赏，也不能简化为社会史的插图式注解，而必须在审美自律与社会回应之间保持一种理性的辩证眼光。
如今，当我们再度讨论“中国人物画如何回应时代”这一命题时，《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所梳理的那些成功与挫折、突破与困境，无疑是一份珍贵的历史参照。其中，对“写实”与“写意”、“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等多重关系的冷静剖析，为我们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提供了有益启示。从史料钩沉到史观构建，20世纪中国人物画史的研究还在持续深入，期待更多学者以兼具史学厚度与思想锋芒的著述，为该领域研究开辟新境。
(作者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 人民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