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十世纪：李欧梵回忆录》出自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兼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李欧梵之手，也是他生平第一部回忆录。全书沿用“成长小说”的笔触，回溯了作者战火纷飞的童年、举家搬迁的经历、赴美求学的足迹，以及在七所世界顶级学府执教五十多年的生涯。这不仅是位知识分子的个人成长史，更像是一份献给二十世纪的备忘录。
《我的二十世纪：李欧梵回忆录》，李欧梵 著，译林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序一
繁体字版本面世已近三载（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2023年推出），眼下简体字版也即将与读者见面。面对内地众多的读者，我心中涌动着难以言表的兴奋。毕竟，我的教育背景和个人经历与内地读者存在差异，究竟反响如何，心中尚无底数。这篇短序虽难免复述前文中的观点，但希望能借此厘清本书的核心主旨。
繁体版封面的腰封上，编辑引用了一句点睛之语作为宣传：“李欧梵新作八十四岁的‘成长小说’”。何为“成长小说”？该词源于德文Bildungsroman，属于一个次文类，常被译为教育小说或启蒙小说。其主人公在成长途中四处“游学”。我将自己的留学经历视作一种游学，在漫游中体悟人生。
确实，我都八十四岁了，仍在成长，并未真正“长大”，这本书记录的正是这一过程。名人传记或自传往往侧重罗列成就，但我尚在成长之中，何谈成就？相较于学术上的建树，我更愿强调自己积累的“游学”经验。书中描绘的每个细节皆源于真实生命体验，毫无虚构成分，却读来颇具小说趣味。若真能如此，此书便值得一读。
我常借用意大利文学大师艾柯的一个英文词汇：serendipity（偶然），即运气。我的一生充满了偶遇与机遇，个人命运并非全然由己掌控。我的运气相当不错，中学和大学的求学之路可谓一帆风顺。毕业后申请留学，1963年抵达美国时，正值美国“六十年代”。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期，也是美国社会运动的高潮阶段。我有幸身处其中，也沾染了些许美国年轻人的叛逆心态与冒险精神。
如今我已老去，那个时代亦成过往。追忆那段似水年华，并非易事。时光仿佛加速流逝，转瞬之间，我在美国学院里的“游学”——包括读书与教书——已逾三十载。初抵美国时，我还是个二十多岁的“惨绿少年”，待美国梦觉醒时，我已步入五六十岁的“后中年”。有幸在美国几所名校任教，一半归功于运气，“偶然”的意义正在于此：原本摸索的是一条不合兴趣的学术道路，错误的经验反倒指引出一条感兴趣的“正路”，从研究历史转向文学便是例证。人的命运亦是如此，常在关键时刻发生“转向”，而这往往不可控。对我而言，世纪末或世纪之交的意义便是一种转向，我的命运也经历了数次转折。
世纪之交的千禧年，我与李子玉结婚，仿佛命中注定。于是我决定提前从哈佛大学退休，返回香港定居。可以说，前半生的命运受二十世纪历史大潮左右，而二十一世纪的后半生则需由我自己决定。说来轻巧！2004年移居香港后才发觉，二十一世纪的价值观已然改变。但我仍自认是二十世纪的人，因为我的生命经验与价值观均是在二十世纪锤炼而成。
回首一生，生于战乱，童年在贫困、饥荒与逃亡中度过，绝非正常童年。1949年抵达台湾后，生活才逐渐安定，在新竹读完中学，毕业后保送进入台湾大学外文系，一切看似顺理成章。台大外文系为我提供了文学心灵的避难所，让我这个后知后觉的学生首次接触英美现代主义，并参与白先勇、王文兴等同学编辑的《现代文学》。那是1960年，二十世纪刚过半，再过三年（1963）我便赴美留学。这一切似乎理所当然，留学当时已是风尚。未曾料到，我在美国一住就是三十多年，二十世纪即将落幕，我却觉得我的二十世纪尚未完结。
置身于新世纪已有二十六年，八十岁那年我从香港中文大学再次退休，躲进“象牙塔”中读书，并与友人探讨学问。在此我要感谢对话者张历君，本书后半部分的对话题目皆由他想出，且引经据典，我们谈得乐此不疲。这本回忆录原拟采用对话体，但因历君忙于教学，我们将书分为两部分：前十二章多为独白，后三分之一则是二人的对话。游学的经历奠定了我作为学者的基调。
2025年9月12日，是我与子玉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庆祝餐会上，前中大校长金耀基鼓励我们再活二十五年，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晚晴”过得光辉灿烂。好友白先勇言“人间重晚晴”，这些勉励之辞我们都欣然接受。回顾过去二十五年的“平常日子”，内心充满感恩。本书自然要献给子玉。
2026年3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