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师友书札》
吴学昭 编
商务印书馆
2025年3月出版
440页，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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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 锋
改革开放之后，外国文学界谈起吴宓，是个绕不开的话题。那时他的得意门生大多还在世，他们四处奔走，通过种种途径推动学界重新审视吴宓的文学思想与教育理念，终于让他作为我国外国文学学科主要奠基人的地位得以确立。至于吴宓与“学衡派”、与新人文主义之间的那层关系，更是个历久弥新的议题，相关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与此同时，吴宓本人的著作——尤其是那部多达二十巨册的《吴宓日记》（含续编）——也陆续付梓。这些文献引发的震动远超出了纯文学研究的范畴，渗透进诸多学术思想领域。不过，后来学术风向变幻莫测，瞬息万变，吴宓的名字渐渐淡出研究者的视线，似有还无，差点就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近两年来，情形似乎有了转机。在九旬高龄的吴学昭先生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吴宓文集》终于刊行于世。这是迄今为止收录吴宓著译篇目最全的一部合集，为吴宓研究提供了权威的原始资料。此外，吴宓的《世界文学史大纲》，以及与吴宓研究相关的多种文献和论著也接连问世，最新推出的一种便是《吴宓师友书札》（以下简称《书札》）。
吴宓学问渊博，贯通中西，且胸怀开阔，喜欢钻研切磋，因此与他有学术往来的近现代学人遍布海内外。清末民初的史学名家张尔田，便是其中之一。《书札》收录了张尔田致吴宓的书信共二十二通，数量仅次于吴宓的挚友吴芳吉的五十五通。据《书札》编者吴学昭先生在《编后记》中所述，吴宓对前辈尊长的来信格外珍视，视作珍宝，郑重收藏，通常放在书屉里，以便随时取出重温，其中就包括他奉为师长礼遇的张尔田书信。吴宓因《学衡》杂志的稿件约请之事结识张尔田。根据1923年9月3日的日记记载，吴宓在上海孙德谦寓所初次见到张尔田（另据吴宓1934年编定的《空轩诗话》称，“张孟劬先生，宓于十余年前在沪拜识”，日记与《诗话》关于首次见面时间的记录基本吻合），聆听两位老辈纵论古今，“心中喜悦宽慰”。回到旅馆后，他记录下他们的“讲学大旨”，并感慨道：“如今又恨未能早二十年遇见孙、张二位先生，否则就不会虚度光阴、无所事事，国学恐怕早已小有成就了。”由此可见，张尔田（及孙德谦）的谈学论道给吴宓带来了强烈的内心震撼。《书札》收录的第一封张尔田来函，由吴宓标注了收信日期，那是1927年6月，距离两人初见已将近四年。这期间想必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可惜大多散佚无存。结合张尔田在1928年一年内与吴宓的高频率通信情况可以推断，《书札》收录的张尔田书信只是历经变故劫难后幸存下来的极小一部分。另外，虽然吴宓在一些张尔田来函上标注了收启日期，但翻阅前后日记，却找不到任何相关信息，我们无从得知吴宓读信后的即时反应，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书札》收入张尔田的书信涵盖广泛的学术话题，包括治学宗旨、文史义理、新学与旧学的张力等，还有张尔田作为前朝遗民的志节。对于这些议题，他在自己的学术论著以及致友朋门生的书信中曾反复提及。《书札》收录的第一封信主要表达了张尔田对他素来推崇的学术至交王国维之死的看法。张尔田很少在公共舆论平台上议论王国维之死，但他主张“殉清说”，在这封信中表达得极为明确。他以见证人的身份确认王国维早有以身殉国之志，因此在他看来，殉清是王国维之死的“正因”。这也是吴宓得知王国维自沉后的第一反应，记录在他当天的日记中：“王先生此次舍身，其为殉清室无疑。大节孤忠，与梁公巨川同一旨趣……”这里提到的梁巨川，是指将近十年前同样以身殉清的梁济（梁漱溟之父）。吴宓将二人的选择等量齐观，认为都是主辱臣忧的极端表现。
吴宓
尽管张尔田在殉清问题上与吴宓见解一致，但他是否赞成这种行动，却难以断然定论。因为在梁济去世后，他恰恰在致王国维的一封信中对殉君表示出不以为然的态度。他说，考量殉君问题须以经谊为准绳，考察六经，虽不乏殉君之事，但从未见哪个臣子因殉君而受到盛大表彰，因为君臣之间不存在亲私关系，其联结基于治理天下的道义。张尔田指出，这不是他一己私见，“黄梨洲已先我言之矣”。或许他心中想到的是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话语，如：“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由此看来，若认为王国维之死仅仅具有殉清的意义，显然不符合张尔田深思熟虑后的想法，否则按照一贯逻辑，他对王国维的自弃行动也会心存不满。
事实上，在致吴宓的同一封信里，张尔田还有一句话更值得注意：“殉清乃所以殉道”。这意味着，殉清固然是切实存在的，但同样要紧的是附着于实存制度上的纲常伦理、礼教道德。辛亥鼎革，虽关乎一家一姓的命运，更关乎传统文化的最终归宿。于是，张尔田的殉清说被叠加了一重形而上的意义，超出了当时汹涌一时的遗民舆论，而不悖于陈寅恪的“殉文化说”——因为陈寅恪同样认为，纲纪本是“理想抽象之物”，不能不有所依托，而其所依托者实乃有形的社会制度。值得提及的是，吴宓在与黄节谈话后似也有了新感悟，他在日记中写道：“……礼教道德之精神，固与忠节之行事，表里相维，结为一体，不可区分者也。”其实，即便梁济的殉清也有复杂的一面，按他在遗书中的自白，殉清“非以清朝为本位”，而是以主义为本位，其心之所系是“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就此而言，梁济与王国维的殉清乃同出一辙。虽则吴宓一开始在日记中只谈及贞忠劲节式的殉清，但他将两人并论，或许无意中触及到更深的意义层次。无论如何，从张尔田和吴宓的最终结论来看，王国维之死兼有殉清和殉道两个层面，而这两个层面终归是无以判然分别的。
不过，张尔田本人确有深入骨髓的遗民情结，这在他致吴宓的多封书信中均有表露。清室逊政后，张尔田避居上海，那里的租界成为南方遗民的群聚之地。遗民群体通过文学和政治结社标榜气节，恪遵旧制，宣示对前朝的耿耿孤忠。张尔田常年盘桓其间，阅人阅事既多，不免生出不少复杂的感触。他在致王国维的一封信中比较了清初遗民顾炎武和一众民初遗民，评论道：“若今之遗民，则皆无所事事者。叙杯酒，通庆吊，阳阳焉如平时。及其著之篇章，乃及有许多门面语。”言下之意，今之遗民“遗”在形，而非“遗”在神。当然，这并不妨碍张尔田始终以遗民自况。
1914年，北洋政府颁令设立清史馆，张尔田被征聘为纂修。清史馆是官办机构，因而纂修被目为如清初《明史》撰作者那样的纂修官，令张尔田颇感不适，甚而有些激愤，这在王蘧常所撰《钱塘张孟劬先生传》中有简切的记录。实际上，张尔田在给吴宓的一封信中用了很大篇幅解释他不能接受这一官衔的原因，算是夫子自道，可补王《传》叙述之所未及。他说，自己之所以载笔东华，与修清史，只是为了保存前朝留下的文献史料，从未向新朝邀官请爵：“诚以亡国孑余，名在旧府，义不可以贰也……异时知旧，倘哀我之不辰，幸勿以此衔加我，则冢中枯骨霑惠多多矣。”张尔田在易代后拂衣辞官，誓不臣新，颇有“义不食周粟”的气象。不仕二朝是遗民的主要身份标记之一，这可以解释张尔田何以强烈抵制“纂修官”之类的官方头衔——实际上，就连清史馆馆长赵尔巽也曾蒙受“贰臣”之讥，而以孤露遗臣自处、坚拒史馆征聘的学者更是大有人在。从张尔田致友朋书札来看，他的内心似有迟疑、纠结以至于自解、自宽，毕竟“所处之时，非梨洲、亭林之时耳”，参预修史，既是从权计议，又是使命担当：“国可亡，史不可亡，或者稍存正义于几稀，此亦穷而在下者之责也。”所以对他而言，最好的选择是以一介布衣的身份恪尽己责（所谓“白衣领史”），只做事不要名，这种矛盾心绪在他致吴宓的书信中清楚地透露出来。
张尔田在书信中还再三叮嘱吴宓密切跟踪他的史著《清列朝后妃传稿》的刊印进程，并委托他亲往承办此事的人家中问询，后经多番曲折和蹉跌，该书终得梓行付刊。《传稿》是张尔田极其看重且自认为可与顾炎武的史著相埒的作品，他在致王国维的一封信中说，《传稿》引证的文献虽不如顾炎武《皇明备史》那样广博，但“去取之严似过之”。更重要的是，此书于其“生平行谊殊有关系”，而其中的深微寄意和寓托，他对吴宓做了更加直截了当的表白，称“所撰《清列朝后妃传稿》为十七年未死孤臣一重心愿”。张尔田又说，他撰作此书，一本于事实，不下判断，不掺杂感情，但从他向吴宓表示的心迹来看，还是有例外，涉及逊帝的称谓，在书中作“今上”，不作“末帝”或“少帝”。他明知这样的称谓不合史例和书法，但也没有其他选择，因为此乃其“人格所关，不可改也”。他径称新政权为霸廷，相形之下，“今上”的称谓算是曲笔。张尔田多次对吴宓谈到，其史学理念是务求真相，据事直书，不加褒贬，因为“褒贬即是主观”，但至少在这里，他遇到了与其史学理念不尽相符的难题，而面对这一难题，他根据自己的立场作出了有意识的价值决断。另外一件令张尔田难以释怀的事情就是孝庄太后下嫁的传说，他在致梁启超的书信中直斥其谬说，力证下嫁之事于史无据，不足采信，而在致吴宓的书信中也对此有所申说。在这个问题上，张尔田或许坚持并践行了他的史学理念，但其中是否也夹杂着回护之意，就难以遽然断定——毕竟，他对当时清史研究中的揭短叙事深致不满。另一方面，他在书信中不止一次对吴宓谈及“研究历史上人物心理之不可能”，按此逻辑，考虑到他如今也成了历史人物，其微妙心理自然也就无从揣度了。
张尔田
张尔田在读到吴宓《落花诗》后发出强烈的慨叹，说“宗教信仰既失，人类之苦将无极”。这里的宗教信仰到底何指，张尔田没有直接说明，鉴于他长期潜心于内学研究，对佛教的究竟义理有深切体悟，佛教信仰似不能排除在外。不过，在他的心目中，宗教信仰更可能也包括孔教信仰。早在民国初年，他就曾加入孔教会，倡导将孔教立为国教，而以孔子为教主，这是他作为遗民参与的主要社会活动。他在《与人书》中力证孔教是宗教，孔子是宗教家，除了从传统载籍搜罗证据外（比如，在他看来，“世教”“言教”“德教”“教化”等均有宗教含义），还将孔教与耶教（他称为“景教”）进行比对，发现耶教有的东西，孔教也无不赅备。例如，《福音书》记载耶稣言行，《论语》记载孔子言行；耶教有新旧两约，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同时不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政；《圣经》有《启示录》预言教会的兴衰，孔子“既序六经，亦别立纬谶”；耶教言上帝，孔教也言上帝；耶教设教堂，孔教设太学、辟雍（祀圣布教之所）；如此等等。凡此均表明，孔教与耶教若合符节，唯教理、教仪有异。
张尔田的这种类比，若按今日的学术认知，大概不会有多少人认真地在意，更不会有多少人费力去辩护或辩驳，但用西学来比附和剪裁中学，却是他自己首先不会认可的，只是这里牵扯到一个大问题：宗教乃关乎信仰和敬畏，无此二者，道德便失去了切实的根基。因此，他真正萦怀于心的是，如何使传统的伦常纲纪对每个人产生内在的信仰和敬畏之情，而在他看来，要达成此一实效，“殆非宗教之力不为功”。归根结底，在张尔田的心目中，宗教的真正功用是裁制自由，维系道德，兹事体大，关系到“国础”的稳固或倾圮。
实际上，孔子是否宗教家，也是吴宓思考过的一个问题，但与张尔田相比，他的看法要谨慎得多，介于然否之间。他在《论孔教之价值》一文中对比了孔子和耶稣，指出耶稣是神人合体，而孔子则是理想中的最高人物。一切取决于宗教的定义，如果像英国文学家和思想家阿诺德（吴宓译作“安诺德”）所说的，“道德而加以感情，即为宗教”，那么孔子无疑是宗教家。孔子虽不是耶稣那样的创教者，但他的学说涵括而又超出了宗教。吴宓不像张尔田那样斩钉截铁地将孔子判为宗教家，更没有将孔教与耶教进行教义、传承、体制等方面的比附，而只是在限定的意义上谈论孔子作为宗教家的地位。其实，这个问题对他而言并不那么要紧，“不必发，也不必求答”。但在有一点上，他和张尔田两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即刻意彰显宗教与道德须臾不可或离的关联，如他所说的，“宗教之功用，一言以蔽之，在利用人之理智、想象及感情，说明宇宙及人生全体之真象，而使人之生活行为，日进于道德之途者也”。
张尔田身处新旧隆替的时代，他在前清曾有仕宦经历，深受“故国养士之泽”，其遗民心理自然相当坚固。不过，撇开政制和时局的变迁不论，特别让他疾首蹙额的是依托于有形制度的纲常礼教的崩坏，以及新学全面碾压旧学的态势。在当时的思想氛围中，新学其实就是西学，正如新文化就是西方文化一样，这一点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中说得很明白：“就吾国今日通用之意言之，则所谓新文化者，似即西洋之文化之别名，简称之曰欧化。”张尔田对新学并非一概排拒，他对吴宓谈到，“吾人讲求异邦学术，似当读其名儒伟著”。这里所说的“名儒伟著”大略相当于西学经典，从他给沈曾植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读过其弟张东荪翻译的柏格森的《创纪论》，并大加褒扬，极力推荐，或许这就是他心目中“名儒伟著”的一例。柏格森的哲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曾有广泛的影响，像梁漱溟、熊十力等现代大儒在其思想建构中都对之有所参酌和吸纳，但柏氏的著述是否当得起“名儒伟著”的隆誉，言人人殊，还有商量的余地。张尔田对西学只有相当局限的了解，不过，他认为输入西学的正途首在经典，还是有眼光的。无论他对西学著述的零星接触，还是他对西学经典的着意强调，都将他与多数遗民文人拉开了一段距离。相较于张尔田，吴宓有机会进入一个更开阔、更广远的思想世界，直探西学的根砥和本原，因而何为西学经典，他必定有不同于张尔田的见识。除此而外，《书札》中收录的张尔田书信涉及广泛的学术议题，但张尔田的意见究竟有多少为吴宓所完全赞同，却不得而知，至少在前面提及的孔教问题上，吴宓与张尔田的观点同中有异。不管怎样，吴宓对老辈学人始终抱持同情式理解的态度，并谦恭地执弟子礼，其温润、端方、厚道的学术人格令人起敬，无怪乎张尔田把他当作忘年知交，将自己平生的行谊、心曲和学术精粹和盘托出。
刘锋，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吴宓师友书札》
130余位师友的280余通书信
尺牍素笺上的故人温情
现代学术史的珍贵补充和佐证
知友书信亦多是父亲喜读和郑重保存的,内容不仅谈书论学,探索人生哲理，共商志业大计，交换各种信息……亦互通款曲，倾诉衷肠，叹时代风云的变幻，忧国家民族之兴亡。有时也说些身边人、眼前事，感慨生活的甘醇与苦涩，畅述友朋之间的眷念。
——吴学昭
本书所收书札不仅记载了吴宓与师友工作、论学、生活、交往的状况，更呈现出他们在时过境迁中的繁杂心绪。这些书札不仅可补部分人物传记、年谱，还为了解一代学人的立体生活提供一手材料，更是文化信息、人间情义的记录与见证。本书按作者所写第一封信件的年月编排，其中外文书信全部译为中文。编者还添加相关注释，介绍书札涉及的人物及事件，提供信函之外的时代背景。
——编辑推荐
《吴宓师友书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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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昭 编
2025年03月出版
ISBN：978-7-100-24491-6
【内容简介】
吴宓（1894—1978），中国比较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诗人，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早年曾创办并主编《学衡》杂志。吴宓交游甚广，沟通中西学界。本书收录1912—1965年吴宓收到和珍藏的130余位师友的280余通书信，涉及白璧德、穆尔、张尔田、柳诒徵、陈寅恪、吴芳吉、汤用彤、萧公权等学人，并附少量书札影本。尺素寸缣，吉光片羽，字里行间的深情厚谊至为感人。
这些书信既是吴宓与师友谈诗论学、思索人生、共商志业的如实记录；又是在动荡岁月中，人生遭逢、家庭变故、内心感受的真实反映；更是风云变化之中，文人际遇的再现、跌宕时代的缩影。它们为吴宓及其师友的个人史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细节，也堪为现代学术史的珍贵补充和佐证。
【编者简介】
吴学昭，1929年生，吴宓之女。整理出版有《吴宓日记》《吴宓诗集》《吴宓年谱》《吴宓文集》《吴宓书信集》等。
目 录
陈世奎（一通）
吴芳吉（五十五通）
阿尔德曼E.A.Alderman（一通）
哈特J.G.Hart（二通）
查斯Y.H.Chase（一通）
梅光迪（三通）
奥尔波特T.W.Allport（一通）
马特卡夫Nebon C.Metcalf（一通）
怀特Henry D.White（一通）
穆尔Paul Elmer More（二通）
白璧德Irving Babbitt（三通）
罗素Davis D.Russell（一通）
沃姆G.N.Orme（二通）
梁启超（一通）
赵元任 杨步伟（一通）
庄士敦Sir R.F.Johnston（三通）
葛丽英Elizabeth Green（二通）
张尔田（二十二通）
刘永济（六通）
刘奇峰（一通）
汪玉笙（一通）
陈寅恪（三通）
……
编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