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丹
身为南方人，我向来把米饭当作主食。在家乡，这稀松平常；可一旦北上，它反倒成了个难解的题。
上世纪90年代，我有次去北方出差，宿在青岛四方机车厂招待所。前台手续刚办妥，内部餐厅便已准时关门。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只能出门寻食，挑了家小馆子，急吼吼地点了辣椒炒肉和西红柿鸡蛋汤。
菜端上来，热气直冒。我照旧喊老板“上饭”。老板靠在柜台边，笑得一脸灿烂，却顾左右而言他：“面条、水饺、馒头……您瞧着来？”
我心头一紧，以为是自己那口“湘普”让他听岔了，于是赶紧卷起舌头，字正腔圆地重复：“米……饭……”
对方两手一摊，语气里透着见怪不怪：“没米饭。”
盯着盘中改良版的辣椒炒肉和那碗汤，我捏着手里的馒头，机械地往嘴里塞东西。味蕾像是断了电，嚼起来味同嚼蜡。
回到房间，半夜突然惊醒，心慌意乱，竟是饿醒的。我强撑精神下床，翻出行李箱里的半包饼干，就着白开水吞了下去，直到睡意再次袭来。
次日清晨，倚在床上，我心里满是纳闷与委屈：黄河中下游的小麦产区，先民们一日三餐明明以面食为主，日常用语为何偏偏是“吃饭”，而非“吃面”？这逻辑实在让人费解，也让我隐隐作痛——早知没米饭，当初不如直接点碗面条踏实。
后来去北方的频次多了，我发现这种失落感如影随形。对我而言，没有米饭的餐食，哪怕桌上的菜再丰盛，最后也只能说是吃了个寂寞。肚子很快又“咕咕”作响，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吃。
渐渐地，我摸出了一套生存法则：街边的湘菜馆、川菜馆，大概率备有米饭；而家常的鲁菜馆、豫菜馆，多半不供。因此，再去北方出差，我的首选便是湘川菜馆。若不得不进鲁豫菜馆，我也会故作老成地提前确认是否有米饭，这才敢如释重负地落座点菜。
数十年光阴流转，如今的饭店早已琳琅满目，米饭、馒头、面条任君挑选。阴差阳错间，我在北方安了家，舌尖上的味蕾也悄然变迁——米饭仍是底色，面食也能接纳，味觉的版图正在拓宽。
昔日，洛阳有色金属研究院对面的友谊宾馆，有一种浆面条堪称一绝。酸香柔和，清爽可口。柳叶细面丢进绿豆发酵的稀酸浆里煮透，配上煮黄豆、芹菜丁、炸花生米、胡萝卜丝，再淋一勺辣椒油，舀一点韭花酱……如今回想，依然口舌生津，满嘴留香。
还有济南某大厦顶楼的观光餐厅，曾供应一种胶东大包，尤以芸豆鲜肉馅、白菜五花肉馅、韭菜海鲜馅闻名，深受南来北往食客喜爱。它以玉米叶垫底蒸制，皮薄馅大，绵软敦厚，肉嫩汁多。轻轻一咬，清香四溢，令人回味无穷。
舌尖的条件反射，既藏着与生俱来的遗传基因，也刻着岁月留下的后天密码。哪怕是米饭、馒头这般寻常之物，亦能在舌尖开出璀璨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