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乐记》曾描绘这样一番景象：“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当语言显得苍白无力时，音乐便成了最自然的出口，它拥有超越言语与经验的力量。孔子在聆听《韶》乐后赞叹：“大矣哉！于此乐者，不图为乐至于此。”而在遥远的西方，古希腊语中的“音乐”指向缪斯的艺术，特指配乐舞蹈与诗歌。《荷马史诗》里的英雄将音乐视为神赐的天启，“所有生长于大地的凡人都对歌人无比尊重，深怀敬意。”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深信音乐蕴藏着巨大的能量，能触动思想、情感乃至灵魂深处。那么，在漫长的人类演进中，作为重要情感载体和艺术形式的音乐，如何在中西方文明交汇的洪流中实现交流、融汇与互通？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蒙特利尔学院马克·海吉勒教授所著、北京大学毕明辉教授翻译的《走向全球音乐史》，对此进行了深入详尽的探讨。
《走向全球音乐史》，[美]马克·海吉勒 著，毕明辉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出版
“人类从来就不曾停止唱歌、跳舞、作曲和演奏”
音乐究竟起源于何处？至今尚无定论。古老的神话与典籍提供了多种线索：有的认为音乐源于对大自然的模仿，如“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有的主张音乐是情感的抒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还有的将其归因于劳动协作，“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尽管说法各异，但一个共识已然形成：自文明诞生之初，音乐便已存在。正如书中所言，“人类从来就不曾停止唱歌、跳舞、作曲和演奏”，音乐的发展始终与人类社会同频共振。因此，“走向全球”的音乐史，本质上也是一部“来自全球”的音乐史。
正因如此，音乐在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是哲学的具象表达。“乐者，天地之和也。”东方天人合一、万物和谐的理念在音符间得以呈现。毕达哥拉斯曾说：“音乐是最高形式的哲学。”聆听音乐，实则是在倾听宏大的哲学世界。同时，音乐具备显著的教育功能。亚里士多德指出，通过音乐教育可以培养“对物体和形象的审美观念和鉴别能力”，因为“事事必求实用是不合于豁达的胸襟和自由的精神的”。音乐能够培植美德、净化心灵。此外，不可忽视的是其社会意义。每个时代的音乐都在讲述当下的精神面貌。透过音乐，社会、历史、文化与实践奇迹般地相遇。作者强调：“理论、实践、感性和哲学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自古就已成为检验人类音乐选择的共同标准。这一特点跨越时空，通过音乐在宗教、劳作、娱乐和审美等多重语境下的功能而增强，纵观欧亚大陆诸多文化数千年的发展历史，这一点更加明显。”人类从未停止歌唱与演奏，也从未停止从中汲取智慧、传承文明。
“飞天”演奏早期琵琶图（克孜尔石窟壁画）
随着人类社会不断演进及不同文明的持续汇合，音乐的作用愈发凸显。我们或许听不懂异文化的语言，却能迅速听懂其中的音符与旋律。从不同的乐曲中，我们能感受到同样的阴晴圆缺、起承转合，同样的眷恋不舍与岁月永恒。正是这种情感的共通性，促使不同民族渴望跨越山海阻隔，寻找让生命不再孤单的文化回音。
走向世界的音乐：三次重大交汇
由此催生了音乐发展史上的三次重大交汇。第一次发生在丝绸之路兴起之际，时间跨度约为公元前200年到公元900年。这是东西方相互眺望的历史阶段。在西方，希腊衰落之后，罗马帝国逐渐强盛。罗马人全盘接收了希腊文化，其音乐文化同样“几乎原封不动地被罗马继承”。这使得希腊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并与其它文明保持密切往来。与此同时，在中国，历经周朝礼制、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及秦汉大一统，音乐文化也已相当发达。音乐成为“道法自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宫廷与民间音乐均受重视；“五度音程”得到确立，笙、笛、响板、琴、瑟等传统乐器已出现。彼时的两大文明中心——罗马与中国，均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音乐艺术体系。文明的相遇只是时间问题。公元前139年、119年，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将丝路音乐引入中国。《晋书·乐志》记载：“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将此曲改编为“乘舆”，用作鼓舞士气的军乐，“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西域与中原的交流有力推动了中国音乐的繁荣。“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胡笳、箜篌、胡角、羌笛等西域乐器陆续传入，细细密密地织入本土文化的纹理。关山大漠，驼铃阵阵，丝路沿线的驿站、州府与民族奏响了共同的慨然之声。东西方音乐文化首次实现了大规模汇合。
第二次交汇发生在公元700年到公元1500年之间，即传统意义上的“黑暗时期”——中世纪。事实上，正是这一时期多种文明的交织，塑造了今天的欧洲文化。作者指出，第二次重大文化交汇“本质上是在向西运动的力量推动下形成的”，“这一力量从中亚一路进发至地中海东部、北非和伊比利亚，在形成种种深广的文化联系的过程中，进一步抵达欧洲，并在欧洲形成新的交汇”。阿拉伯、非洲和亚洲音乐在韵律、节奏及乐曲结构上共同影响了西欧音乐的诞生与成熟。这是音乐乃至文化交流史上至关重要的一章，不仅促进了音乐融通，更为当今全球音乐格局奠定了基础。
来自《阿兹卡提特兰手抄本》，约1550年，显示了阿兹特克人祭祀仪式中使用的木鼓和乌艾乌艾特尔皮鼓。
第三次交汇紧随哥伦布航海之后，时间大约在1500年到1920年，被称为“加速融合的时代”。在新大陆，欧洲、非洲与原住民音乐交汇融合，成果斐然。欧洲带来了独特的演唱演奏风格、宏大曲式、调式与复调音乐，旨在实现“教化”；非洲音乐擅长精微处理节奏，形成绵延流转的律动；美洲原住民打击乐器繁多，音乐以单声旋律为主，蕴含深刻文化内涵。多种艺术汇流共生，逐渐诞生了古巴颂乐、墨西哥颂乐等体裁，演化出现代马林巴、美洲吉他等乐器，构筑出新颖丰富的文化景观，成为全球音乐史中华丽的一页。“发生在拉丁美洲（以及美国）的音乐融合现象及其所达到的高度系全球音乐史前所未见，这无疑是大西洋文化的汇聚和新世界农业、技术、政治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全球音乐史：新的概念范式
进入20世纪，技术、商业与交通的蓬勃发展使文化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音乐全球化进程加速。“美国的非洲-欧洲音乐基因最终超越了各自母胚，演化为一个能量巨大且异彩纷呈的复合体”。多元文化脉络在美国汇合，生成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音乐风格。蓝调音乐出现最早，作为融合先驱，以“扎根于美国南方沃土的个人情感”为基调，被视为美国标志及流行音乐基石。爵士乐诞生于新奥尔良，融合了欧洲与非洲音乐，以即兴创作、“摇摆”节奏、复杂和声旋律为特色，独具艺术魅力。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蓝调、乡村音乐与南方音乐逐渐汇流为摇滚乐。多种文化的融合使摇滚乐成为跨文化表达的经典范式，风靡全球并产生世界级影响，甲壳虫乐队、滚石乐队、林肯公园等乐团应运而生。流行音乐的持续转型，带来了不同文化的持续融合、美国本土文化的生长，以及“全球创造力的无限可能性”。20世纪60年代以后，嘻哈、说唱及南亚邦戈拉音乐等新表达形式获得阐发，流行一时。2000年，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创办“丝绸之路音乐计划”，丝路合奏团由此成立，成员来自中国、美国、印度、巴西、韩国等国，演奏融合笙、琵琶、二胡、班卓琴、塔布拉鼓等多种乐器。当动人旋律响起，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神奇地汇流在一起。这类音乐融合的鲜活故事正在全球持续书写。
与此同时，技术革新为音乐全球化注入了强劲动力。新的生产与传播方式首先改变了聆听习惯，继而重塑了生产方式与创作风格，并激发了新的美学思想。“技术已经成为人类音乐表演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观众期待着与音乐家面对面地互动，在更为个人化的情景下，体会超真实感。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在流行音乐演出中，现场演唱者通常会与预先录制好的音乐做混合呈现。”技术的深度参与成就了音乐的多元呈现：“采样”赋予音乐历史感与现场感；嘻哈与说唱是技术媒介化程度最高的形式；回响音乐源于大量混音处理；陷阱音乐由合成打击乐与持续弦乐线条混合而成；故障嘻哈以电子脉冲特效为特点；“未来贝斯”是以合成器主导的电子音乐，情感细腻、旋律清新……技术不仅是音乐生产传播的重要载体，更重新塑造了创作构想，成为音乐美学的重要内容。这是独属于20世纪的音乐文化。
美国内战士兵和黑人乐手
综上所述，新世纪的曙光带来了音乐的新范式：全球音乐史——这是一种“随着当代全球迅猛变化、人类音乐文化持续转型而产生的新概念范式”。在全球交流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曾经属于单一民族或文化的音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合为崭新形态。流行音乐的发展、不同族群音乐家的成功、艺术音乐与商业音乐的交汇，生动展现了新时期音乐与多元文化构成的旖旎织锦。同时，新技术对音乐定位、风格发展及美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我们跟随作者穿越时空遨游音乐史，会发现音乐早已陪伴无数代人，浸润至每种文化的肌理，帮助许多民族进行沟通与交流。无论是朝斯夕斯、念兹在兹的创作谱曲歌唱，还是“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聆听欣赏应和，全球音乐的发展演变、传承流转，最终指向更宏大的人类学命题：音乐从何而来？人类从何而来？苍远悠然的古琴、一清如水的竖琴、激昂洪亮的号角、悠扬婉转的风笛、叮叮咚咚的琵琶，如何陪伴人类穿越时间洪流，又将世界带往何方？或许，李叔同先生的诗句给出了美好答语：“世界是个回音谷，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你大声喊唱，山谷雷鸣，音传千里，一叠一叠，一浪一浪，彼岸世界都收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