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2日，一段影像让上海幸运星足球俱乐部陷入舆论漩涡，画面里申思在集训期间殴打了一名未满十三岁的未成年球员。视频流出后迅速在媒体间传播，细节也一一曝光，焦点集中在他禁赛期后如何以非教练身份介入青训。当年被禁赛的具体原因被再次提起，沉寂了十几年的“南主席”也重回公众视野。
社交媒体上的评论区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热度堪比阿根廷与西班牙的对决，支持阿根廷的球迷最多，支持申思的人也占了绝大多数。有人向媒体透露，幸运星俱乐部在江浙沪地区的青训中口碑极佳，很多孩子送进这里，成年后能成为职业球员，这背后离不开申思积累的人脉；申思带出来的球员现身说法，称训练虽然严苛，但那是传统，申思对球员很照顾，甚至送过鞋子。
更多人则是用“谁小时候没挨过打”、“哪个球员训练时没被骂过”来试图合理化这一行为。这些评论忽略了事实，事实就是申思动手了，而且是带有侮辱性质的殴打。
1949年7月，全国总工会就曾颁布禁令，禁止“师傅殴打徒弟”；《劳动法》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里，对于此事的对错有着明确的界定。申思殴打小球员，无论是出于瞬间的冲动还是内心的积郁，本质上都是他利用人身依附关系和利益牵连，剥夺了未成年人的尊严和权力。这是申思此次事件的核心所在。
老实人成了案板上的鱼肉
申思内心积郁很重，恐怕是最近几年最明显的时候。
2026年世界杯正在进行，那些比申思年纪还小的国家队俱乐部各级队友们，正作为嘉宾解说着世界杯。这些嘉宾中，有些人转行做了职业教练，都在认认真真吃足球这口饭，不仅曝光率高，有时还被当作偶像宠着。
反观自己，即使投身青训，也只能躲在幕后。申思本是上海足球的代表人物之一，单凭姓氏就能与上海足球融为一体，只因一念之差，终身被禁足。当年的事件里，南勇以权力相压，实在无人敢挡。南勇找到申思，看中他不敢反抗又比较听话，这与外界说法一致。相信当年南勇列过一份名单，今天活跃在解说与娱乐界的退役球员中，有的名字被写上又划掉，理由是不听话、嘴不严。
只有申思，听话又本分，嘴比较严。这种性格投射到这次事件里，倒也合乎逻辑。
人的命运总是这样，有人扛住了压力，做出了正确选择。孙葆洁老师也参加了世界杯解说，当年他受到各种压力、收买和威胁，甚至有人专门去黑他，但他扛住了一切，现在享受的荣誉和尊重，与当年的选择是成正比的。
至于有人故意说，“我只打自己的孩子，别人的孩子我还不打呢”，用这种观点来模糊事实，把申思的打人行为包装成敬业，这纯属胡扯。
打人就是打人，打人不是敬业，打人不是因为责任心，也不是为了纠正动作，更不是因为不听话——受害者根本不敢动。打人是因为在人身依附关系和强大人脉网下，打人者对自己拥有一种主人般的权威。
所有殴打学徒和学生的人，都认为自己在经济利益和人脉上能卡住被殴打者，不敢打是因为怕，能打是因为能拿捏。申思身上有很多值得被原谅的地方，比如他为青训投入巨大，这些年不论挂着顾问还是股东身份，青训效果都很好；又比如当年，他是因为胆小老实而被南勇操控，在假球事件上的主观过错并不多。
但就事论事，这些都不是他打人的理由，也不是他打人后能被原谅的理由。殴打弱小者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认为弱小者是自己的鱼肉。
挨打是为了有一天能打人
网络上流传最广的言论是，“球员都是打出来的”。
类似这种打人不合法却合理的言论，大致分三种腔调。一种是管理论，认为“中国球员全部是打出来的，不打踢不出来”，意思是青春期很难服从管理，教练必须树立权威，养成听话的习惯，所以得打，打完才听话好管。
第二种是意志力论，认为“被教练打是一种意志考验，谁小时候没被皮带头抽过”，只有经过肉体折磨，才能培养出意志力。有人甚至把这种精神当作传承，科普当年皮带头是金属质地，重量超过一百克，砸在人身上轻则淤血肿包，重则骨裂。
第三种是“打即是爱”，认为这是恨铁不成钢，“我自己的孩子我才会动手打”。
先不谈法律，单看打学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需求。通过殴打制造心理威权，是一种强烈的暗示，告诉你我对你人身有绝对控制权。受害者很多人因此患上心理疾患，甚至精神失常。只是受害者声音发不出来，即使发声，也难找证据，还会被嘲笑。
所有把“打是亲骂是爱”、“意志力是被打出来的”、“中国球员是被打出来的”挂在嘴边的人，是打骂体制里的幸存者和受益者。他们没得病，很简单，他们不仅是幸存者，还是传承者，通过转嫁痛苦获得快感。
当一个人能把自己的痛苦当作幸福享受，是因为他知道这份痛苦以后能带来利益，还能带给别人痛苦，这就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以前做媳妇战战兢兢，被人打骂，现在轮到做婆婆，先享受权力再说。
长老理论下的孩童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婆婆理论在今天的家庭伦理中已不复存在，那是农业时代女性缺乏工作、没有经济收入时的恶性循环，如今早已绝迹，但理论依旧存在。
以明朝科举为例，《明史》和吴晗先生的《明朝三百年》多有记载。
明朝科举制度反人性，考生要一动不动站着等候点名，不论春夏秋冬，冷时不敢跺脚缩手，热天连水都不能喝，更不能说话。要水喝会被打红勾，降分。考官觉得喝水是不尊重，考官有大小便的自由，被虚报账目买下的竹凳连体，质量极差，一人扭动，左右一排的人都觉得屁股在动。
一旦考上举人，报信差人拿短棍到家里，打烂大厅窗户，叫“改换门庭”。同姓地主拜亲戚，送上上千两银子，自称门生，举人家可免两个成年男丁役。明朝人愿意拜官僚世家为奴，是因为受不了过重役。中举人享受更多特权。
即使中不了举人，只是秀才，也有特权：见县官不跪，县令不能用刑，还能包揽诉讼。比如与地主结亲，地主不用交粮服役，背后是地主每年向秀才提供至少三百两银子。
这就是明朝童生秀才如此卑微的原因，为了考上的特权。费正清先生在《乡村中国》提到“长老统治”，乡村生活中县令称“为人父母”，管理叫“教化”，小孩一小时受的大人干涉比成人一年还多。
从这里，我们能理解管理论、意志论和打即是爱理论出现的原因。
禁足令下的监管缝隙
申思事件最诡异的是，明明足协颁发了禁足令，申思为何还能从事青训？爆出他以顾问身份挂职，但这家成立于2006年的公司，申思仍是股东，还是大股东。
答案在于，2006年申思并未收到禁令，当然可以注册公司。那么2016年后，中国足协的禁足令，为什么市场监管局还允许申思以大股东存在？
原因很简单，市场监管局的注册黑名单包括：“限制行为能力人，一般为未满八岁或不能辩认行为的成年人；贪污等罪名入刑未满五年的刑满释放人员；破产和吊销营业执照未满年限人员；债务问题失信人；通缉犯”。
有人认为，有了足协禁足令，市监局一定不会让申思注册。错了，就算申思2017年出狱后新注册一家公司，市监局也会同意。首先足协禁足令不在市监局黑名单上，其次申思不属于“贪污以及破坏金融市场罪名入刑”，因此可以自由注册。
那么上海足协对青训俱乐部有审核权，能不能强行中止申思股东权？当然不能，这是侵犯他人财产，上海足协不具备这种权力。上海足协能审查的是教练资质、场地安全规范、是否有体罚行为。
现在要谈最根本的问题。
申思如果以顾问身份参与俱乐部和球队管理训练，现在可以，将来也可以。但体罚事件曝光后，他很难再获得任何队伍以顾问身份带队的机会。因为现在约束他最强大的不是禁足令，是体罚行为被坐实。
禁足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理论上依然很难阻止申思以顾问身份参与管理，但以目前状况，申思只要参与任何足球项目，成功的可能性都不高，即使不靠禁足令，也会有其他办法。
所以我们会看到整件事最吊诡之处，其实就在上面一段话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