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新大众文艺”？何以这一概念如此精准地捕捉了当下文艺领域的澎湃浪潮？它与过往的“人民文艺”“群众文艺”等概念究竟有何差异？诸多疑问都在杨庆祥主编的《新大众文艺是什么？》(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26年)一书中获得透彻解答。此书问世可谓恰逢其时，既为读者梳理了“新大众文艺”的来龙去脉，亦助力将其塑造成可持续发展的、蕴含巨大潜力的核心概念，甚至可能成为中国文艺未来走向的标杆。
“新大众文艺”的核心动力及运行机制
杨庆祥为该书撰写的序言篇幅不长，却具有全局性的指引、总结和启发作用。我尤为看重序言中的精辟论断：“与以往多数文艺现象不同，新大众文艺呈现出自下而上的社会群体特征。即便缺乏明确的号召机制，主体的内在动力也极其关键。”此言既点明了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主体特性，也深入触及了其动力机制问题。
当今这个前所未有的“新大众文艺”时代，不仅催生了全新的文艺创作主体，更孕育了崭新的大众文艺动力机制。杨庆祥在序言中着重强调的正是这种动力机制：新文艺“大众”生存的动力、自我实现的动力、情感表达的动力，乃至叙事的动力——即讲述自身故事、展现个人人生、抒发情感体验。因此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是一种综合性动力机制，其背后既有大众寻求自我表达的本能需求，也有新大众文艺创作主体的身份认同与自我实现诉求。从这个角度而言，“新大众文艺”给予人们直面人工智能的信心，一种人类创作无法被AI完全取代的信心。只要人类仍有表达与倾诉的渴望，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动力就绝不会匮乏。由此可见，“新大众文艺”的动力机制，既是AI时代最重要的创作主体现象，也是当前大众抒发情绪、情感、经验以及精神世界需求的产物。
《新大众文艺是什么？》独具匠心地以鲁迅发表于1930年的名篇《文艺的大众化》作为开篇，既为“新大众文艺”追本溯源，也为理解其“动力机制”背后的“政治之力”提供了启示。鲁迅指出：“多量的大众化文艺固然是当今急务。若是大规模推进，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协助，一条腿是无法行路的。”鲁迅笔下的“政治之力”，为我们理解当代新大众文艺提供了重要视角。何为“政治之力”？政治在何种层面发挥作用？政治的引导功能与约束功能如何具体体现？如何将“政治之力”理解为激励性机制而非单纯管控体系？现有各级作协、文联应扮演何种角色？学院派文艺研究者、批评家以及政府文艺政策制定者在此过程中处于何种位置？这些都是由“新大众文艺”动力机制引出的相关问题。
“新”·“大众”·“文艺”之辨
该书也引导读者深入思考“新大众文艺”概念构成的内在逻辑。
“新大众文艺”中的“新”究竟意味着什么？并非所有互联网、自媒体及融媒体平台上的大众创作都可称为新大众文艺。如何从浩瀚的大众文艺实践中辨识出“新大众文艺”，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背后可能需要各层级有组织的号召与引导。从这个角度看，新大众文艺未必完全自发形成，也可能非自足状态，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同时，也不乏貌似“新”的大众文艺实则承袭旧模式的现象。因此辨识“新”，首先是一项前提性工作，也是一个系统化、组织化、整体性的工程。
“新大众文艺”中的“大众”究竟涵盖哪些群体？在当前历史语境下，何为大众？如何界定大众？怎样从海量网民中识别大众？正如该书序言所发问：“‘谁’在创造新大众文艺？这个主语‘谁’并非理所当然，甚至可能被悬置、虚化或替代。对‘谁’的追问，正是新大众文艺逐步完成自我建构、自我主体化的过程——大众的故事由大众讲述，人民的历史由人民书写，这一现代性愿景，在今天依然需要不懈努力。”
从某种意义上看，《新大众文艺是什么？》是一本充满追问的著作。它提出许多亟待阐释和付诸实践的问题，从而将“新大众文艺”作为一项历史实践过程加以探讨，而非预先赋予其本质化定义。
“新大众文艺”最终指向的还是“文艺”二字。无论“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多么庞大包容，多么泛化，他们最终创作的依然是文艺。其内部蕴含艺术、美学、文学的内在机制，决定了“新大众文艺”的文艺属性。这也提醒我们，新大众文艺不仅要“新”，以“大众”为核心，更须坚守“文艺”本质。
那么“文艺”应如何具体体现？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中早有警示：“若文艺刻意迁就，就容易沦为迎合大众、讨好大众。迎合与讨好，对大众并无实际益处。”这对于今天的新大众文艺避免流为迎合、顺从的文艺具有警示作用。
这涉及到新大众文艺如何与既有的文艺美学、文学机制对话的问题。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评价“新大众文艺”的文艺性、文学性、审美价值？“新大众文艺”是否需要引导？正如本书作者之一李遇春在《新大众文艺的概念、特质及未来》一文中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经典论断：其中包含“‘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包含“提高与普及统一的问题”。
从这一角度看，贺桂梅的《新大众文艺如何是“新的”》一文启发我们重新思考文艺与文学的关系：“如果说现代传播媒介的发展史，是不断分化出各类专门化媒介的过程，诸如视觉媒介、听觉媒介、语言媒介等，或许新大众文艺将是各类媒介形态的再融合与再整合。基于这一特征，我们可以重新构想‘文学’与‘文艺’的基本关系：将居于脑/智能神经元核心的语言性表达媒介——文学，视为新大众文艺所有形态的‘基础’和‘母体’，进而重构文艺的整体性视野。”换言之，由于文学处于脑与智能神经元的核心地位，“文学”成为所有文艺形态的“基础”和“母体”，只有借助“文学性”，才能有效重构“新大众文艺”的艺术性，进而“重构文艺的整体性视野”。而谷鹏飞在《新大众文艺的批评标准》一文中提出的文艺应遵循的两大“形式标准”，也具有指导意义：“一是文艺创作与批评要遵循艺术自身的形式美法则”，“二是指文艺应当顺应时代与社会变革进行形式创新”。
文明形态与人类理想
贺桂梅在书中提出：“当前我们正经历科技革命带来的剧烈转型，这种转型与前次变革的不同处在于，这将是‘文明’级别的巨变。”“新大众文艺”之所以是“理想性”概念，因为它最终触及的是文明形态和人类理想。因此，“在传播中国故事和人类故事的同时创造新话语、想象新可能”，就成为新大众文艺更为重要和长远的目标，即“通过文艺实践去构想和创造新世界”。
“新大众文艺”的重要发展方向，是对“人”的存在状态、生命形态、心灵境况的把握与呈现。在我看来，无论是“新大众文艺”，还是当今文坛另一个现象级思潮“大文学观”，都应当将“人”的维度视为其内在灵魂；而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们，只有在科技革命和媒体革命的历史条件下，关注个体与群体的生存方式、情感境遇与心灵世界的变化，把人的“灵魂”作为核心关切，才能真正道出有温度有情怀的中国人的故事，进而呈现人的未来图景。
《新大众文艺是什么？》的作者们集中关注并试图克服的，正是新媒介和电子信息技术可能导致的“技术主义”倾向，从而将“人”的问题置于“新大众文艺”中心。这意味着在技术和媒介至上的时代，重构“某种与人相关的秩序”，进而“建构真正代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叙事与文化形态”，构成了新大众文艺的历史使命，也关系到全人类的未来理想。因此，人的命途与出路问题依然是新大众文艺核心的观念愿景和文化愿景。
正因如此，“新大众文艺”具有未完成性。如同杨庆祥所言，“新大众文艺的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它同时是“多种力量博弈与对话”的“变量场”，一个需要在创作和理论双重实践中不断深化、持续推进的“话语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