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想，假若1941年日本没去偷袭珍珠港，把所有兵力与资源都倾注在中国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否会更吃力，是否真的无法坚持？
答案或许与你猜想不尽相同。
倘若日本当年果真放弃偷袭珍珠港，持续侵华战争或许会持续到1942年秋天，日本自身就可能在此期间土崩瓦解。
中国只需稳住战线，仅凭拖字诀，便能将日本活活拖死。
不少人存有误区，以为1941年的日军仍占绝对优势，可以肆意妄为。
实则不然，1941年日军已由全面进攻转为战略相持，并非想打哪里就能打到哪里，只能固守现状，哪怕想向前推进一米都异常艰难。
1941年1月的豫南会战，日军调集第3、第17、第40师团外加两个独立混成旅团，总兵力约六万人，意图在河南围歼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
结局却是汤恩伯灵活避敌，分散撤退，令日军一无所获。
激战二十天，日军伤亡超九千余人，连31集团军主力都没碰上，最终只能狼狈撤回原防。
同年3月的上高会战，日军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指挥第33、34师团及第20混成旅团，总兵力约四万人，计划采取“分进合击”战术，消灭罗卓英的第19集团军。
结果，孤军深入的34师团，遭罗卓英抓住战机，在上高县一带遭到集中优势兵力的围歼，几乎被全歼。
此战堪称中国军队自抗战爆发以来最漂亮的战役，连日本战史《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也承认，这是日军在华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作战。
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新任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集结四个师团加四个旅团，总兵力十二万人，欲夺长沙以雪前耻。
但遇薛岳“天炉战法”的正面猛击，日军从新墙河打到捞刀河，鏖战二十余天，伤亡逾二万，终究未能攻入长沙市区，被迫全线撤退。
1941年这一年，日军在中国正面战场发动四场大规模会战，却无一攻下省城，未能歼灭任何集团军级中国军队，也未能实现任何战略突破。
日本参谋部因此不得不承认，单纯以军事手段迫使重庆政权屈服已绝无可能。
更严峻的是，正面战场陷入僵局，而日本国内经济也临近崩溃。
1937年全面侵华首年，日本军费达32.7亿日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9%。
至1941年，军费开支激增至125亿日元，虽占财政支出比例降至47.2%，但并非开支减少，实因国家财政总收入锐减，已无力支撑战争。
为延续侵华战争，日本政府被迫倾力发行公债。
1937年，公债发行额为119亿日元，是军费的3.6倍。
到1941年，公债总额已攀升至373亿日元，翻了两番。
换言之，日本用于侵略战争的钱几乎全靠高利贷支撑。
这些公债最终由日本民众承担。
1941年7月7日，正值七七事变四周年，东京各大饭店正式停止售卖米饭，因大米已是严格限制流通的战略物资。
荒唐的是，日本政府还发起“国民减食运动”，号召民众一日两餐减量20%，甚至将萝卜叶、豆渣晒干磨粉混入米饭食用，称之为“代用食”。
比经济窘境更甚的是资源匮乏。
日本系贫油国，自给率仅约10%。1938年，日本全年用油约五百万吨，自产仅四十五万吨，余下的全赖美国进口。
1941年7月，美英荷三国联合对日实施石油禁运。至1941年8月，日本海军石油储备尚存四百三十万吨；到了11月，已仅剩二百万吨。
按联合舰队的常规消耗速率，200万吨可供一年半之用，若战事激烈，半年内便会耗尽。
换言之，若1942年内战争未能结束，日本的战争机器就将自行熄火。
因正面战场压力骤减，国民政府竟有余力处理内政，将溶共、限共列为首要任务，四处制造摩擦，甚至于1941年1月酿成亲痛仇快的皖南事变。
这恰恰印证，正面战场的压力已轻到让蒋介石觉得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
毛主席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明确点明：“此次反共高潮之发生，根本原由在于日本停止战略进攻，国民党在抗战危机感降低，遂转而对付共产党。”
如此看来，抗日战争形势已十分清晰，从延安至重庆，从知识分子到农夫，无不认定抗战必将胜利，只是不知何时到来。
国人重拾信心，日本则陷入焦灼。
1941年6月，日本陆军省与参谋本部联合提交《形势判断》，其中直言：“今后对重庆政权之军事作战，难取决定性成果。”
面对此境，日本大本营于同年9月召开御前会议，核心议题为方向选择：是继续死磕中国，还是北上攻苏，抑或南下侵东南亚。
无论哪条路，对日本而言都是绝境，却又不得不走。
最终，日本选择了看似最有可能存活的南下路线，同时孤注一掷地赌珍珠港，赌能在半年内击垮美国。
那么，为何日本未于1941年全力侵华，反而选择南下太平洋呢？
因若不打美国，最晚到1942年底，日本就不得不撤军，抗战胜利的日期或许不是1945年8月15日，而是早至1943年或1944年。
一个常被忽视的真相是：
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并非源于美国投下原子弹，亦非苏联出兵东北，而是因为我们这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硬生生拖垮了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工业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