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7月21日电 (李紫薇)“真正的翻译，就像跳舞。”头一回听见这句话，你大概不会把它跟中国古典诗词联系起来。但在美国汉学家、翻译家比尔·波特眼里，这却是他翻译中国诗歌四十多年下来，最准的一个比喻。
从寒山、柳宗元，到韦应物、苏轼、辛弃疾、李清照——这些相隔千年的中国诗人，一个个经由他的译笔走到了英语世界。每次翻译，在他看来，都像碰到一个从未见过的舞伴：你得摸清对方的节奏，也要踩准自己的步子。
他既是“隐士寻访者”，更是诗人的“舞伴”
很多中国读者头一回听说比尔·波特，靠的是那本《空谷幽兰》。
这部记录中国隐士生活的书出版多年以后，因为电视剧《欢乐颂》又火了一把，也让大家更熟悉这个常年在中国山林里走动的美国汉学家。
2026年6月17日，比尔·波特的作品《空谷幽兰》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展出。中新社记者 李国庆 摄
但比起“隐士寻访者”这个标签，比尔·波特更中意另一个叫法——诗人的“舞伴”。
“真正的翻译，就像跳舞。”每次聊到翻译，他最常挂在嘴边的就是这句。别人把翻译看成文字转换，他偏偏喜欢从跳舞讲起。
“如果跳舞的时候，我一直踩在对方脚上，那算不上跳舞。”他说，好的舞伴不是紧紧跟着，而是互相配合，一起跳完一支舞。翻译也一样，译者得明白诗人的心情，但不能生硬地逐字对照。
比尔·波特的书房里，整齐码着一排排中国古诗集。每次翻译一个诗人，他都要花大量时间翻文献、查生平，尽可能搜罗跟诗有关的所有线索。
“我要知道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多少岁，经历了什么，甚至住在什么地方。”要是条件允许，他会专程跑去诗人生活过的地方。山长什么样，河流从哪走，窗外能看到什么风景……这些看起来跟翻译不沾边的细节，他觉得一个都不能少。
“只有这样，我才能想象自己也站在那里。”这些准备做完了，他才真正动笔翻译。因为他觉得，要抵达的不是诗的字面，而是诗人写诗时的那份心境。
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舞步”
纪录片《The Dancing Poet》里，比尔·波特把翻译比成跳舞。翻李白的诗，像跳探戈；翻韦应物的诗，像跳华尔兹。他说李白是个“更狂放的舞者”，韦应物则细腻、优雅，不张扬。诗人说话的方式不同，译者也得跟着调节奏。
在比尔·波特看来，翻译一首诗，得先找到诗人藏在文字背后的声音，同时也要找到译者自己的声音。后者不是译者平常说话用的语言，而是在理解诗人的过程里慢慢形成的一种新表达。“你必须发明一种新的声音。”他说。
翻苏东坡的时候，他不能用平时跟家人朋友聊天的那种英语。他觉得，译者得先弄明白苏东坡怎么看世界、怎么组织词句，然后在英语里找一种能对上号的声音。翻李白、韦应物或者其他诗人，这种声音也得跟着换。
找声音的过程得反复读。比尔·波特说，一首诗有时候要读上一百遍甚至两百遍，才能慢慢抓住它的节奏。译完之后，他还会接着改。第二天回头读，可能换掉一个词；过段时间再看，可能整句都改。已经出了的译作，他也老觉得还能再修修。
他觉得，翻译更像表演艺术。译者不能死跟着原文，也不能光按自己习惯来。好比两个人跳舞，你要是一心想着踩对方脚，舞就没法跳了。译者得听见诗人的声音，还得用另一种语言回应。
所以，比尔·波特不信有什么完美的翻译。每次翻译，不过是译者凭当时的理解和语言能力，做出的一个选择。有些句子他自己满意，但更多时候，他还是一直在找更准、更自然的说法。
2026年6月17日，比尔·波特的新书《此心安处》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引来不少读者翻看。中新社记者李国庆摄。
真正的翻译，是让诗歌接着长
不是每个中国诗人，都能让比尔·波特动笔去翻。“我必须和他有缘分(yuan fen)。”
这种缘分没标准，也没法硬找。碰到喜欢的诗人，他愿意花好几年跟他待在一起；没缘分的话，就算诗人再有名，他也不会勉强自己开翻。
翻了四十多年，他也一直在想，中国古诗到底什么地方这么抓人。
“伟大的诗人并不是在思考‘中国文化’。”他说，“他们是在超越文化，不断拓展文化本身，让它变得更加广阔。”
文化会形成一种大家共同看世界的方式，也意味着一些边界；诗人跟艺术家，则一直在突破这些边界，让文化有接着生长的可能。
所以，在比尔·波特眼里，李白、苏东坡、李清照、陶渊明首先是诗人，然后才属于中国文化。他们写的是中国人的经历，却能不断跨越时间和地域，打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这也是他始终愿意跟中国古诗走在一起的原因。
诗歌属于一种文化，但又不止于一种文化；翻译换的是语言，不变的是人和人之间相通的情感。就像比尔·波特说的，中国文化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它一直有“超越自身”的能力。(完)
受访者简介：
比尔·波特（Bill Porter），笔名赤松（Red Pine），美国当代作家、翻译家、汉学家。他曾获得第十六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长期从事中国古典诗词翻译，译作包括《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写在流放途中：柳宗元诗集》以及王维、韦应物的诗作等，出版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著作三十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