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红明，上海《收获》杂志执行主编。
前些日子，读完一篇论及日译本《繁花》的论文，忆起当年金宇澄创作《繁花》时，对于文本里夹杂的上海话、苏白、苏北话等写法进行过润色，叙事带有说书人色彩。上海人用上海话诵读，不懂上海话的人用普通话阅读，就能够进入一种“双语状态”，这让文学增添了全新的语言体验。
日本翻译家浦元里花在翻译《繁花》时，也选用了“双重翻译”方法，通过译者的母语——关西方言来转译上海话。浦元里花谈到：“关西话本身比标准日语更有波澜，类似歌曲的旋律，听来也更让人感到亲切有趣。”——以此让作品在异国他乡“再地方化”，重焕勃勃生机。
2001年，作家杨争光在《收获》发表的中篇小说《老旦是一棵树》，被译成塞尔维亚语后，更被塞尔维亚导演改编为电影《哈里如何变成一棵树》（此乃四国合拍作品，曾获金狮奖提名）。小说结尾处，主角枯立在仇家门前，像一棵树般立于粪堆之中，这种标志性意象被原封不动保留……
类似事例屡见不鲜，或许能说明不同地域的文学创作中，对于复杂人性的思考和描绘，其实蕴含着共通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