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晋书》，[唐]房玄龄等撰，中华书局，预计2026年6月出版，全套共有十册，定价780.00元。中古时期，辟佛者常将佛教与衰世联系在一起。但从历史的角度回望，这种说法并非全然成立。佛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的诸多盛世中得以兴盛，还作为帝国的意识形态，有效统合了不同的族群和文化传统。若将目光投向世界范围，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不过，汉末的动荡确实给早期佛教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使其逐渐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
三个圈层
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至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当时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这一说法出自三国后期鱼豢的《魏略·西戎传》，并被引用于《三国志》裴注和《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中，成为南朝士人普遍的认知。另一种更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东汉永平年间（58-75），明帝因感应金人而派遣博士前往月氏国迎请僧人和佛经，相传带回的经书为《四十二章经》，并在首都洛阳建立了白马寺。关于后者的史实性，学界观点并不一致。但通过明帝朝楚王刘英的上奏和诏答，以及其他零星的史料记载，可以证实东汉宫廷中确实流行对佛陀的礼拜，地方上甚至出现了虔诚奉佛的宗室亲王。总的来说，从大月氏，即犍陀罗，到汉，佛教的初传或许走的是一条高端路线。所谓高端，指的是其传播路径越过了所有中间地带，包括西域的绿洲城市，也意味着抵达终点后，佛教信仰被限制在相对封闭的社会圈层内。
【图一】洛阳寺院石井栏佉卢文题记
比传说记载的时间稍晚，长江流域的墓葬中出土了许多小型佛像，它们大多装饰在摇钱树、魂瓶之上，这种设置脱离了佛教艺术的整体语境，被巫鸿先生称为“佛教艺术的元素”，而非基于佛教教义的自觉的佛教艺术。此外，在二世纪末的桓、灵时期，安世高、支娄迦谶等西域僧人在洛阳的寺院中翻译佛经。翻译工作采取小型的作坊制，除域外僧人外，还有若干汉地居士参与，协助做笔录、修润译文。这些居士几乎全部名不见经传，推测属于社会中下层。
许理和曾将东汉佛教划分为皇室佛教、民众佛教和教团佛教（Zürcher2013）。在那个时代，这三者各自独立，交集较少。皇室和民众的佛教记载于世俗史书和考古发现中，而教团的材料则仅在寺院内部被整理，至齐梁时代，形成了目录与僧传两大体裁，经典与人物的变化脉络清晰可见。
孤岛
两汉时代的佛教，仿佛沉睡在帝国的万神殿之中。在宫廷里，佛陀与老子一同受到供奉；在墓葬中，佛像位于东王公的对面，充当西王母的替代品。汉帝国的解体，为佛教进入最高统治者的视野创造了机会。
汉末的大乱导致天下分崩，割据势力纷纷并起。为了在强敌环伺的环境中生存，这些地方军阀会采用儒家之外的信仰资源，作为治下军民的精神粘合剂。这种政治实践虽然往往昙花一现，但在血腥扰攘的乱世中，却犹如茫茫大海上的孤岛，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在这些信仰资源中，道教比较突出。例如汉中的张鲁政权，设“祭酒”管理民政，以《老子》五千文教化百姓，入道者需交五斗米，有罪者修道路百步赎罪。又如十六国成汉政权，李氏以氐族流民身份入据巴蜀，拜道士范长生为丞相，天师道成为粘合境内氐、汉及其他族群的精神纽带，实质上是张鲁政教合一模式的变体与延续。
在一次早期佛像的工作坊上，时为芝加哥大学博士候选人的何彦霄先生提出，笮融之事佛与张鲁之奉道具有相同的性质，这类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治体在中亚、犍陀罗屡见不鲜。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发现西晋末年，卷入八王之乱的赵王伦与其谋主孙秀，都信仰天师道；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河间王颙在元康九年（299）出镇关中，僧人帛远“于长安造筑精舍，以讲习为业，白黑宗禀，几且千人”，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待以师友之礼，“于时西府初建，俊乂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远达”。笮融与河间王颙的败亡过于迅速，未能像张鲁、成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