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创下约1.2万亿美元的新纪录。与这一成就形成对比的是，投资全年经历了负增长。2026年前5个月，累计同比降低4.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减少0.6%。
这种经济数据组合在改革开放以来是前所未有的。出口异常强劲，而内需却呈现萎缩趋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过去一年中通过两次公开讲话，深入剖析了这对矛盾背后的结构性根源，并提出了一套量化的改革方法。
出口的强劲是导致消费疲软的一个因素
“出口的强劲是国内消费疲软的一个原因，这一点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刘世锦在2026年7月的一篇文章中提到。
逻辑其实并不复杂。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净出口被视为储蓄的一部分，相应地减少国内消费。2025年的近1.2万亿美元顺差，相当于一笔庞大的外部储蓄，这意味着国内产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被配置到了国外，而不是用于满足国内需求。
“顺差就像是用于外部的储蓄，当我们的顺差规模很大时，实际上会影响到国内的消费。”刘世锦去年发表的观点中同样强调了这一联系。当时顺差刚刚超过万亿美元，市场多数将其视为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证明，很少有人去探究顺差的另一面——国内消费——正在经历什么。
顺差仅仅是表面现象，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国民收入使用结构中的高储蓄、低消费。
中国的储蓄率长期维持在42%以上，最高时甚至超过了50%；而全球各国的储蓄率平均水平大约在25%左右。以2022年为例，中国的GDP大约为120万亿元，总储蓄为55万亿元，储蓄率达到46%，对应的消费率大约为54%。
消费占GDP的比重比国际平均水平低了大约20个百分点。刘世锦称之为“结构性偏差”。
这一偏差在过去很长时间内被高速增长的房地产和基建所掩盖。2022年以后，房地产大幅下滑，基建增速放缓，被掩盖的消费短板“水落石出”，成为终端需求中的一个关键缺口。
所谓的终端需求，根据刘世锦的定义，是指GDP中不再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的部分，包括全部消费加上与民生相关的房地产、基建等非生产性投资。GDP减去终端需求，剩下的就是生产性投资和净出口，这两项都是“工具性”的，服务于终端需求的增长。
“投资已经连续一年多的时间负增长，5月份又叠加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负增长，这在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见。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再一次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55万亿储蓄的来源
55万亿元的储蓄从何而来？
根据2022年国家资金流量表，企业部门的储蓄大约为27万亿元，居民部门的储蓄约为27.6万亿元，两者各占一半。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达到22.5%，在国际上明显偏高。原因在于企业资本收益中分红太少——2022年，中国居民财产收入中只有10.2%来自企业分红，而全球平均水平是55.7%。
“国有资本在社会企业资本中占有较大比重，而国有企业长期不分红或少分红。”刘世锦指出。企业储蓄只有一个用途，就是投资。当投资空间收窄，大量储蓄便沉淀下来，无法转化为消费。
居民储蓄的另一面则更加尖锐。
招商银行2024年年报显示，金葵花客户（日均总资产50万元及以上）占其零售客户的2.49%，却贡献了81.90%的资产；与2023年相比，金葵花客户新增资产占全部新增资产的87.48%。
“这表明少数高净值客户拥有银行绝大部分的储蓄资产，而且显示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的趋势。”刘世锦写道。
“有人认为每年新增十几万亿储蓄，引导居民将这些储蓄转化为消费就可以了。这种只看总量而不看结构，不了解、不关注高储蓄、低消费与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过大直接相关的观点，在理论和政策上都有很大的误导性。”
三年，将储蓄率降至40%以下
刘世锦的方案可以概括为三句话：降低储蓄率，提高分红比例，加强社会保障。
首先，在未来三年内将全社会储蓄率降至40%以下。
